最大配资平台梅关古道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探析

梅关古道是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交通要道，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南北交融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盛景。本文系统梳理梅关古道从秦汉军事要道到唐代商贾通衢的历史演变，深入分析其在移民迁徙、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探讨珠玑巷作为广府民系发祥地的文化意义；考察当代保护与活化实践中的创新模式与存在问题；最终提出兼顾整体保护、活化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建议。研究表明最大配资平台，梅关古道不仅是一条地理通道，更是承载千年文化、弘扬岭南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其保护活化对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梅关古道的前世：从军事要塞到商贾通衢的嬗变

（一）梅关古道及其历史沿革

梅关号称南岭第一关隘，位于赣粤交界的大庾岭山脉之中。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诗人王士禛写下《大庾岭》：“五岭界百粤，东峤实大庾”，道出了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大庾岭，即庾岭要塞，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舆地纪胜》引刘嗣之《南康记》：“庾岭多梅，亦曰梅岭。”因此，“梅岭”“梅山”之名不胫而走。亦相传，梅岭是根据南迁越人首领梅绢的姓氏命名而来。梅关古道最初称“大庾岭路”，也习惯上称梅关道、梅岭道。唐左拾遗张九龄修路打通大庾岭，史称“大庾岭新路”。它北起江西大余县城，南到广东的南雄，全长约48公里，是千年“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的交通要冲。

梅关古道作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其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太平御览》载：“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第一塞上岭，即南康大庾岭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于公元前213年在五岭开山道筑三关，其中横浦关便设在梅岭之上，成为梅关最早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梅岭道路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是秦军南征百越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原王朝将岭南纳入版图的战略要冲。秦将屠睢率军从大庾突破梅岭山隘进入岭南地区，秦始皇为巩固统治，在梅岭要塞设置横浦关并驻守重兵。这条最初只能供单人行走的“羊肠小径”，成为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的最早陆路通道，为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奠定了基础。

唐代是梅关古道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大清一统志》卷560《南雄州》记载：“唐张九龄奉诏开凿，至嘉祐中，造砖甃砌成路。”开元四年（716），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因与宰相姚崇政见不合，告病南归，途经梅岭时，目睹古道的艰险与不便，写道：“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开凿大庾岭路序》），深感其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与大唐盛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严重脱节。作为岭南籍官员，张九龄敏锐意识到加强南北贸易往来对促进岭南开发的重要意义，想改善百姓生活，遂上书唐玄宗请求开凿新路。获准后，他亲自勘测线路，选择从大庾到南雄距离最短的路线，比秦朝古道缩短了整整4公里。此项工程浩大艰巨，遂采用“农闲动工”方式，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在梅岭垭口处开凿出一条宽1丈余、长约30里的驿道，变成了可并行两辆马车的宽敞山路，使古道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为了方便过往官员和商旅，驿道沿途还修建了驿站、长亭、短亭、茶亭、酒肆，以及供行人休息住宿的“铺”，每十里一铺，共有十二铺，这条驿道成为功能相对齐全的重要通道。自张九龄开辟梅关古道后，不仅海外诸国运输入贡物品会经过此道，唐朝政府还把梅关古道指定为官方驿道，用以官方接待和物资运输，成为道路管理和军队供给的机构。

宋代是梅关古道发展的鼎盛时期。“梅关古道从梅岭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连广东浈水，像一条纽带，把长江和珠江连接起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州成为世界级贸易港口，梅关古道作为连接中原与广州港的唯一陆路通道，其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宋嘉祐八年（1063），江西提刑蔡挺在梅岭隘口修筑关楼，立石“梅关”，从此大庾岭路被称为梅关古道。此时的古道除了军事防御外，还作课征关税之所，贸易往来频繁，十分繁忙。同时，政府对古道的驿站进行撤销、扩建和增建，撤销了唐代建置的庾岭驿站，增建了横浦水马驿、寄梅驿站和沙水驿。

至明代，南雄知府郑述用石砌古道，并在道旁补植松梅。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南雄知府蒋杰在梅关关楼上立匾题刻，北面门额为“南粤雄关”，南面门额为“岭南第一关”，雄关指的就是梅关。

清康熙年间南雄知州张凤翔在关楼上立一块石碑，上刻“梅岭”两个楷书大字。清光绪九年（1883）春，闽汀李化在关楼南门题“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的门联。这一时期，古道上的商贸活动达到空前繁荣。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梅关古道的经贸税收一度占江西税收的四分之一，足见其经济价值巨大。

（二）梅关古道的历史作用与价值

“梅关古道的开通有助于推动南北经济发展、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同时也推动了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梅关古道是大运河的延伸，南北交流的通道；是中原南迁移民的通道，江西的大余、广东的南雄及珠玑巷都成为移民的聚居地；有利于中央政权对岭南地区的统治。

在军事价值上，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梅关古道一直是军事行走路线，见证了无数战争与政权更迭。近代革命时期，它由之前的经济要道功能一度转变为军事功能。

在经济价值上，它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纽带，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与国际贸易。据史料记载，百里梅关古道贸易交往如织，中外贸易交往频繁，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

在交通枢纽上，它打通了南北交通。梅关古道开通之前，南北交通极其不便。梅关古道开通后，南北交通大为改观，北方物资可经长江、赣江、章江运至大余，由挑夫经古道转运至南雄，再通过浈江、北江、珠江运往海外，形成高效的水陆联运体系。梅关古道也是唯一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陆路通道，很快成为五岭中最庞大的交通要道。这种地理区位的独特性，使梅关古道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地位。

在文化价值上，梅关古道成为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桥梁，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是北方移民南道的重要通道。来自不同地方的民众相遇产生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加快了岭南的开发，产生物质遗迹与文化现象，形成极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韶关也成为五岭中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枢，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积淀是梅关古道的另一重要维度。历代文人墨客途经此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北宋苏轼被贬惠州时过梅岭，手植梅树并留下“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的诗句；明代汤显祖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被贬为徐闻典史，经过梅关古道时了解到南安府衙后花园“女魂恋人”的故事传说后，创作《牡丹亭》，梅岭、梅花成为特殊的文化意象；禅宗六祖慧能曾经南下弘法，传说以锡杖顿地出泉水解渴。据统计，“梅关古道上历代贤达留下的咏梅诗词达2000余首、故事450多个”，使梅岭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探梅胜地和文化诗路之一。这些文化印记不仅丰富了古道的历史内涵，也为当代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源。

梅关古道与移民文化：珠玑巷作为广府民系的精神原乡

珠玑巷与梅关古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南迁的文化地理复合体。位于梅关古道南端约25公里处的珠玑巷，最初只是散居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名为沙水镇，因紧邻沙水河而得名。随着梅关古道的开通与繁荣，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南来北往旅客的歇息地。在古代从大庾岭过梅关到珠玑巷正好是一日脚程，商旅们通常选择在此暂住，待次日继续行程。这种地理区位的特殊性，使珠玑巷从单纯的驿站演变为中原移民进入岭南后的第一个聚居地，进而成为广府民系公认的发祥地和“祖宗故居”。当代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黄花遍地缀珠玑，广府人称是故居”，说明珠玑古巷是广府民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珠玑巷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唐代敬宗年间（825—826），巷内张昌家族七世同堂，因孝义被赐珠玑绦环，故将原名“敬宗巷”改为“珠玑巷”；另一说南迁移民为纪念汴京（开封）的珠玑巷，将新居地也取此名，以寄托对中原故土的思念。无论哪种说法，都反映出珠玑巷与移民文化的深刻联系。巷内建筑风格独特，“没有一丝岭南建筑的修饰，低矮而夯实的土坯房，恰如北方老家的房子”。这种建筑形态的保留，体现了移民对中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移民浪潮塑造了珠玑巷的历史地位。从秦代开始，珠玑巷就陆续有移民定居。秦始皇南征后，为解决驻军婚姻问题，派遣1.5万名女子南下，部分人留在南雄地区，成为珠玑巷最早的居民。此后，每逢中原战乱，如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等，都有大批难民经梅关古道南迁，珠玑巷成为他们进入岭南后的首站落脚点。据史料记载，从北宋末年至元初的两百多年间，中原人逃至南雄珠玑巷后又继续南迁珠三角的达130多次。这些移民中，有的短暂停留后继续南下，有的则长期定居，经几代繁衍后再迁往珠三角地区，形成“移民—暂居—再迁移”的独特人文模式。

珠玑巷移民对岭南开发的贡献不可估量。他们“异姓一家，同舟共济”，为岭南地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理念。移民重视宗族传承，“留一本家谱”“修一座祠堂”，使中原文化在岭南得以系统保存。据考证，从珠玑巷迁出的姓氏达183个，其后裔约8000多万人，遍布珠三角、港澳及海外，形成以粤语为语言体系的广府民系。因此，珠玑巷被誉为“广东第一”“中华文化驿站，天下广府根源”，成为全球广府人共同的精神原乡。

宗族文化是珠玑巷移民社会的核心特征。巷内现存170多座姓氏宗祠，每年吸引超过10万名海内外后裔前来寻根问祖。这些宗祠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澳大利亚华侨张继明带子女回珠玑巷认祖时表示：“据老辈相传，唐代张昌是我们的先祖，这里还保留着张昌故居，所以一定要带儿子来认祖。”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反映了移民后裔对根源的强烈认同。珠玑巷的宗族文化还体现在婚姻习俗上，新人结婚时要在祖居举行仪式，新娘被新郎抱着，走进自家的宗祠，拜完天地，然后离开这条生于斯、长于斯的巷道，一如他们的先祖们，这种仪式既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移民历史的纪念。

客家人是珠玑巷移民中的重要群体。明初，珠玑巷有一次移民高潮，原居南雄居民因天灾人祸基本走避一空。之后，有很多江西、福建和中原一带的客家先民来到赣南和粤北地区，他们是南迁中的大多数。客家人在广东人口中的占比很高，他们自称“客家”，因迁徙而有了“客居他乡者”的特殊身份，但无论传了多少代，他们都保持着这种独特的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俗话说：“他们心里的故乡，远在黄河畔的汴梁。”因为强烈的客家人的故乡情结和深刻的根源意识，客家人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珠玑巷移民不仅影响了岭南地区，还通过海外迁徙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据估算，珠玑巷后裔约有数百万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等地，在世界上数以千万计。他们在异国他乡建立华人社区，很多仍以珠玑巷的宗族网络为基础，具有强大的民族、族群凝聚力。2021年6月，《珠玑巷人南迁传说》正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化交融是梅关古道-珠玑巷移民走廊的另一个重要特性。移民们不仅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地区，也吸收了岭南本土文化元素，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广府文化。这种交融体现在语言、建筑、饮食、民俗、宗教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如珠玑巷仍保留着的清朝建筑，一方面体现了岭南防潮防涝的建筑特点，另一方面又传承了中原地区风格，端庄灵秀。移民们还将中原的宗族制度与岭南的地理环境相结合，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广府宗族文化，以姓族组合形成的村落，一般设有宗祠、支祠或家祠，宗祠建筑是宗族观念的形象化体现。这种文化至今仍在珠三角地区的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珠玑巷与梅关古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移民史的活态“博物馆”。今天，当人们漫步在珠玑巷的鹅卵石小路上，看着两旁林立的姓氏宗祠，仍能感受到那股穿越千年古道的移民浪潮的力量。正如学者所言：“珠玑巷是中华民族拓展南疆的中转地”。(1)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再向珠江流域的拓展过程，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精神的生动体现。

梅关古道的活化利用与旅游开发：从历史遗迹到文化地标

遗产活化是当代梅关古道保护与传承的核心路径。随着粤汉铁路等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梅关古道作为南北主要交通要道的功能早已消失，但其作为历史遗迹、文化遗产的价值却日益凸显。2006年，梅关和古驿道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南粤雄关与梅关古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2月，梅关古道入选《中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这些认定为古道保护与活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几年，江西大余县与广东南雄市两地政府协同推进梅关古道的保护修复与旅游开发，形成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实践模式。梅关古道逐渐成为文化旅游胜地，更成为全球各地珠玑人寻根地。

生态修复是梅关古道活化的基础工作。大余县加大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对梅关和古驿道内的梅关诗碑林、驿站、关楼等多处遗迹进行保护性修复；同时启动梅关古道生态景区建设项目，在道路两旁广植全国各地梅树品种，打造庾岭史馆、驿道古街、梅花大观园等连片旅游景点。历史上，梅关古道就因万株梅花而闻名，宋代起推行道旁植树制度，明代南雄知府更是“增植梅与松万五千余株”。当代的梅花补种既是对历史景观的恢复，也是打造特色旅游品牌的战略举措。每年12月至次年2月梅花盛开时节，万株梅花凌寒傲然绽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访古寻梅忆史，形成独特的季节性旅游热点。

红色旅游是梅关古道开发的重要一环。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期间，陈毅、项英率部从中央苏区突围来到赣粤边红色根据地，在梅岭附近开展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在此写下了壮志凌云的《梅岭三章》，诗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气概，成为梅关古道红色文化的精髓。如今，陈毅隐蔽处、《梅岭三章》诗碑成为红色研学热门“打卡地”，梅关和古驿道被列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余县将梅关古道和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丫山旅游度假区等文旅资源有机融合，打造了一条串联田园、乡村、古迹的红色旅游线路，实现了历史文化与当代价值的有效衔接。

文化体验游是梅关古道活化的创新方向。这源于“梅岭”而形成的“诗路”。依托丰富的诗词文化和历史典故，景区开发了“古道诗路”体验项目，游客可以沿着古道欣赏历代文人题刻，感受“诗与远方”的文化意境。据大余县梅关景区工作人员介绍，2024年梅关景区累计游客量达45万余人次。景区还复原了部分古驿道上的商业场景，如茶亭、驿站等，让游客体验“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历史氛围。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增强了旅游吸引力，也使文化遗产以更生动的方式得到传播。

区域协同是梅关古道旅游开发的显著特点。由于古道横跨江西、广东两省，两地在保护与开发中建立了协作机制。江西一侧的大余县重点打造关楼、诗碑林等景点，广东一侧的南雄市则以珠玑巷为核心发展寻根旅游，形成互补共赢的格局。两地联合推出的“梅关古道-珠玑巷”联票制度，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高了旅游经济效益。南雄市充分挖掘43项非遗项目，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珠玑古巷内“线上线下”联合打造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展示园，推动“非遗+旅游”模式，成效显著。(2)据统计，2023年国庆假期，梅关古道景区接待游客11.62万人次，同比增长565.75%。2025年10月1日至4日，珠玑古巷·梅关古道景区接待游客8.5万人次。

社区参与是梅关古道活化的成功经验。景区周边的村民通过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提供导游服务等方式，直接从旅游发展中获益。这种利益共享机制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保护积极性，也使旅游开发更具可持续性。在珠玑巷，家家户户都会用红纸写上族脉姓氏，并悬挂于门前，既是对移民文化的传承，也成为吸引寻根游客的特色景观。当地老人自发担任文化讲解员，向游客讲述先祖南迁的故事；妇女们重拾传统技艺，制作手工梅干、客家黄酒等特色商品；年轻人则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广古道文化，形成代际传承的良性循环。

这种“社区共建”模式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守护”，村民自觉维护古道环境；二是从“单纯谋生”到“文化传承”，旅游活动促进了非遗技艺的复兴；三是从“零散经营”到“品牌共创”，通过成立旅游合作社统一标准、共享资源。据南雄市文旅局统计，参与古道旅游服务的农户年均增收达3.2万元，使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转化为民生福祉。这种“以文促旅、以旅富民”的实践，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活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梅关古道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意义：价值重构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文化认同建构与国家记忆重塑

梅关古道作为广府民系的精神原乡和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在当代文化认同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大批珠玑后裔回来寻根问祖，修建祠堂，并成立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这种基于血脉根源的文化认同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为离散族群提供了情感归属和文化坐标，增强了国家统一观，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3年，仅南雄市就接待寻根游客23万人次，族谱查询服务需求增长40%，显示出古道作为族群记忆载体的强大持久生命力。

梅关古道促进了跨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粤赣两省联合申报“中央红军长征古道”文化遗产，并成功建立“梅关—珠玑巷”文化生态保护区（2022年获批省级）。这种跨越行政边界的保护模式，打破了传统文物保护的地域局限，形成以文化线路为纽带的新型区域协作关系。因此，文化遗产可以成为连接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情感纽带，在更高层面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文化引擎

梅关古道作为跨越江西与广东两省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保护与活化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在当代，古道再次成为粤赣两省经济文化合作的纽带，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区域协作新模式。两省建立的“每月联席会”机制，有效协调了梅关古道的保护与开发工作。通过统一门票系统，游客停留时间从1.2天增至2.5天，显著提升了旅游经济效益。这种跨行政区域的协同治理模式，不仅解决了遗产保护中的“区域分割”“条块分割”问题，也为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区域关系——以共同文化遗产为纽带，超越单纯的经济合作，形成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深度协作。

在文旅融合方面，2023年，南雄市成功入选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县，并大力推动文旅项目，其中2条文旅线路入选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广东省四季美食旅游精品线路。梅关古道带动了南雄市梅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发源于梅岭村的广东辣味“梅岭辣鹅”年产值已经突破5亿元。同时培育出“古道红军餐”等特色业态，实现了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的有机融合。这种“文化赋能经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古道的活化利用不仅保护了历史遗迹，更激活了周边乡村的发展潜能，形成一条串联田园、乡村、古迹的保护利用之路。

梅关古道区域协同发展的成效还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上。历史上，粤赣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单一。通过古道文化旅游开发，当地逐步形成以文化旅游业为核心，带动特色农业、手工艺品制作、休闲度假等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以南雄市为例，围绕古道文化打造的产业链已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00053个，成为当地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一发展模式证明，文化遗产完全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三）活态保护机制的创新实践

梅关古道保护实践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创新的活态保护机制，这一机制重新定义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梅关古道探索出一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新路径，使千年古道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最具突破性的是新模式的创立：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合作社，收益权归村民。这种制度设计既确保了文化遗产的国家属性，又赋予了当地社区合理利用的权利，形成了“国家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的三元治理结构。数据显示，2023年周边村民人均旅游收入占比已达41%，真正实现了“保护为了人民，保护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社区参与模式成功将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守护，使当地居民从旁观者变为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体。

活态保护的另一重要维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梅关古道沿线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技艺和民俗活动，如手工梅干制作、客家黄酒酿造等。通过设立非遗工坊、举办技艺培训班等方式，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得以延续。特别是当地老人自发担任文化讲解员，妇女们重拾传统技艺制作特色商品，年轻人制作短视频推广古道文化，这种代际传承的良性循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实践而非博物馆中的陈列品。

梅关古道活化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管理部门联动不足。梅关古道横跨粤赣两省，在管理上存在明显的行政壁垒，导致保护政策、资金投入和管理标准不统一。江西段侧重红色旅游开发，广东段则突出移民文化展示，导致整体规划欠缺协同性。2023年统计显示，两省联席会议议定的17个合作项目中，仅9个得到落实，执行率不足53%。多头管理现象严重，文旅、文物、林业等部门权责交叉，单个项目审批平均须经6个部门，耗时长达45个工作日。

（2）组织保障机制不健全。专业保护力量严重不足，南雄市文物保护中心现有在编人员仅8名，人均须负责4.2公里古道的日常维护。社区参与仍停留在自发层面，缺乏制度性安排，村民在重大决策中的参与度不足30%。应急响应机制缺失，2022年暴雨造成7处塌方，因缺乏应急预案导致抢修延误，部分路段封闭达5个月之久。

（3）资金短缺问题突出。财政投入与实际需求差距巨大，年保护资金缺口约2000万元。社会资本参与度低，企业认养的古道段落不足全线的20%，且多集中在交通便利区域。收益反哺机制不完善，门票收入用于本体保护的比例不足25%，远低于同类景区平均水平。

（4）文物遗迹“点、线、网”规划不足。点状保护易忽视古道沿线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如梅岭植被、水系等生态要素未纳入统一规划，也导致文化阐释碎片化，游客体验不佳。有些景点开发不均衡，资源利用率低，部分热门节点（如梅关关楼、梅花观赏区）游客集中，而其他历史遗迹（如云封寺遗址、衣钵亭）因位置偏远或宣传不足，利用率较低，导致整体旅游收益分布不均，影响可持续保护。

（5）旅游开发缺乏全链条支撑。配套设施滞后，景区周边标准化住宿床位缺口达800张，旅游旺季游客满意度降至72%。产业链条不完整，78%的旅游商品为义乌小商品，本地特色产品开发不足。智慧化建设滞后，仅30%景点实现数字化导览，VR体验等项目因技术故障频发被迫暂停运营。

（二）相关思考

（1）构建协同治理新机制。由粤赣两省联合成立“梅关古道保护管理委员会”，统一规划、资金调配和保护标准，制定统一的《梅关古道保护与利用技术规范》或整体性保护规划，确保修缮、开发和旅游管理的一致性。推行“一窗通办”改革，将审批时限压缩，提升项目落实率。要加强学术合作，整合两地研究资源，深化古道历史文化价值的系统性研究。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开发统一的旅游线路，避免过度商业化，保持古道原真性。

（2）完善组织保障体系。实施“专业人才倍增计划”，通过校地合作培养复合型保护人才。建立“1+5+N”社区参与机制（1个议事会、5个专委会、N个志愿小组），确保村民代表在决策中的比例不低于40%。编制《梅关古道突发事件应急手册》，组建约50人的专业抢险队伍，储备足够的应急物资。

（3）创新资金筹措方式。设立“梅关古道保护基金”，采取“财政注资+社会募集+经营反哺”的运作模式。升级企业认养政策，对认养企业给予景区广告位、冠名权等权益。建立门票收入分级反哺制度，明确将不低于60%的门票收入用于本体保护。

（4）加强文物遗产的“点、线、网”的规划。继续加强文物修复与保护，对梅关古道上的关楼、驿站、庾将军祠、云封寺、夫人庙等古建筑进行定期巡查和维护。完善古道修复与连通，将古道向周边延伸，连接附近的村落、山林，如与珠玑巷相连，形成更具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线路。构建区域文化网络，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将梅关古道与南粤古驿道其他段落以及江西赣州等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通过举办联合文化活动、推出跨区域旅游产品等，提升整体影响力。

（5）打造全链条旅游体系。实施“设施补短板工程”，三年内新增特色民宿120家、生态停车场3处。重点培育“古道三宝”（梅制品、藤编、客家黄酒）等特色商品。加强数字文化网络建设，建设“智慧古道”系统，实现5G全覆盖，开发AR实景导览功能，建立梅关古道文物遗迹的数字档案和虚拟展示平台，提升游客数字化体验满意度和体验感，为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方便。

【作者】徐真华，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校长、教授；任彩，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陈园进，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长（党委）办公室主任

【频道编辑】李晓霞李拉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影子刘树强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